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成熟和公民社会的兴起，西方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崭新的含义，从而远远超越了其传统意义。

　　治理理论的界定及社会功能

　　关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解释。美国学者、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该机制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台湾学者王志弘指出，“某种程度上，对‘治理’的定义是个迟来的承认，因为复杂社会体系的整合和社会发展的操控，从来就不是国家责任，而总是涉及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 。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很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它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是在对政府、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反思及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中产生的。治理理论不单单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公共事务得以“善治”的方式。简而言之，治理即是各利益相关方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从“文化”到“文化治理”

　　据此，“文化治理”可视为将“文化”理念与“治理”理念相结合，来处理公共文化事务，进行公共文化决策，配置文化资源与权力的过程;同时，“文化治理”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一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力量博弈形成的一种复杂的“自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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